一、预备中产阶层的愤懑
今年九月份开始的这一轮房价暴涨有意思的地方是产生了有别于以往的社会情绪，就是“预备中产阶层”的绝望感，以往这种绝望是以自嘲、调侃的性质隐晦表达的，而这次则变成了一种公然的清醒的群体性绝望，并且彻底告别了对房市崩溃的幻想，认清了今日中国资本化和阶层固化的现实。
投射在舆论场上，就是微信朋友圈里关于985、211毕业生生存处境的几个100000 ，包括《一个非典型985毕业生的大学简史》、《我上了985、211，才发现自己一无所有》，这几个文本从个人生活史的角度构筑了“预备中产阶层”的社会史，可以当做后人理解我们这个时代某一群体社会情绪转折点的原始文本。
“预备中产阶层”是我自己发明的一个概念，其特征是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985、211毕业生），在大众媒体时代掌握知识和话语权，却没有相应的经济支撑（焦点在房产）的青年群体。
他们对中产阶层生活方式进行模仿，对大资本控制展现批判精神，对底层表达仪式性同情。而今天弥漫在这批青年中的不满，是因为预备中产“转正”为中产阶层的渠道被凝滞了。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面临的一直是“后发展问题”，不管是黑猫白猫，只要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埋头赶超就行了。通过积极融入全球化和打开中国市场，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有了后来的经济赶超。
但这两年我们开始面临了中国经济后进发展的拐点，“后发展问题”变成了“发展后问题”，发展后怎么办？一方面是高速的经济发展难以为继，另一方面是老的改革红利被瓜分完全，大家都在保护自己拿到的那点东西，这就形成了固化的结构。
而最近985、211年轻人的牢骚是“发展后问题”的一个表征。这种群体性愤懑首先表现为纵向上的“转正”路径断裂，通俗而言，一样的智力和能力，十年前咬咬牙努力一把，也能在北京、上海等超一线城市拥有体面的生活，十年后发现不行了，凭什么？
这里其实已经蕴含了中产和预备中产的对立可能性，十年前转正的中产阶层如今可能成为反对异地高考的主力军，他们实质上的反对的对象是谁呢？
横亘在中产阶层和预备中产阶层之间的，并不仅仅是纵向时差上的鸿沟，也包括横向同龄人对比产生的落差。
985、211较之普通院校，出身中产家庭的学生比例是可观的，因为今天的教育体制，包括以自主招生为代表的弱化高考运动，乃至高考本身，都开始向中产阶层倾斜。
而当出身工农家庭的学生以更高的天资，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好不容易和中产家庭的孩子坐在同一课堂里的时候，才发现即便闯过了高考这一关，苦读十二年也不能改变命运，社会流动机制背信弃义，这也是为什么985、211学生的幻灭感尤为强烈。
纵向的鸿沟仅仅让人遗憾没能早生几年，而横向的你和你同桌之间的差距则直接激发了心理失衡感。
“转正”机制失灵了，超一线城市的中产阶层和预备中产阶层之间立起了两道栅栏：户口和房产。
如果中国房市崩溃，北京户口制度取消，受损程度最严重的是哪一批人？中产阶层。所以在社会流动性问题上，中产阶层已成为现存社会结构及其价值理念最坚定的维护者，当预备中产阶层绝望后，也是这套东西最坚决的反对者。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我们可以预见到，未来可能出现预备中产阶层和中产阶层在舆论场上的对冲。
于是，预备中产阶层和他的出身中产的同学、早几年毕业的学长发生了分化。由此岔开去说，
这种群体性愤懑导致今天大学内部的政治气候变化，十年前大学生的主流信仰是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而今天，青年群体中的左派开始展开对资本的批判，今年七月份，赵薇事件中“资本操纵舆论”的指责即是一种表现。
二、北京焦虑被放大为中国问题
然而，这种对阶层固化的愤怒很快被营销号收编，如法炮制，批量生产，年轻人的抱怨成了营销号的一门生意。
随后话题又被转化为985、211学生到底该不该抱有那点可笑的自负，出现了一批揶揄嘲讽的驳文，很快把那点可怜的反抗意识消解殆尽，文化工业在大家无意识的过程中完成了对反抗的消解。
今天预备中产阶层的愤懑似乎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之一，大众传媒和文化工业是我们理解这个现象的入口。
在和中文系一位同学胡珉瑞的讨论中，他这样说：
“一定程度上预备中产阶层的焦虑是被传媒放大的。无论从原因还是过程来看都是如此。房价的上涨，通过直接经验作用于大学生是不可能的。媒体在社会情绪的酝酿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下全国楼市一面是二三线城市在艰难去库存，另一面是1.5线以上的城市疯涨，对于全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来说，前者更为可怕，而后者的声音则更大，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从过程上来看，预备中产阶层转正的艰难不仅存在于当下。早在我们父辈的时代，工作都是分配，顺利留在大城市并且顺利成为中产的比例较当代只少不多。但是当代青年却更能表达出这种焦虑。
不能否认资本蔓延的时代，要打破阶层壁垒的难度正在增大。但是这背后也有资讯发达，致使预备中产阶层，或者是在这个时代根本无法成为中产的人盲目追求更高阶层的生活。
“在这种焦虑的表达过程中，真正底层的声音被忽略，常常形成一种中国问题就是北京问题的错觉。传媒和知识被掌控，导致社会问题在公众视野里被扁平化。事实上，将北京置于整个中国来看，它仍然是幸运的。
北京之所以能焦虑，同样是交通和资讯发展的结果，让无数人站在这里，试图抛弃身后的中国，瞭望新的中国。”
三、时代生活理想的单调化
而以大众传媒为入口，我们也能理解很多其他问题。
在预备中产阶层的焦虑中，除了拿不到户口、买不起房，出镜率最高的就是找不着对象。毕业以后，我们遗憾地失去了“穷学生也可找个女友在月下散步，慢慢也会生出感情来”的特权，甚至在毕业之前，就开始面对残酷的婚恋市场。
尽管每一个时代，都有优势男性通过地位和财富攫取性权力，其他人安分地在自身的阶层内婚丧嫁娶，但我们在文学艺术中发明了爱情，在想象中抹平阶层鸿沟。
现代社会许下自由的承诺，在社会流动性充足的时代，阶层跃迁和自由恋爱可以被同时实现，那时候鲤鱼跃龙门是可期许的，凤凰男也还未被污名化。同一时期文化工业批量生产自由恋爱的神话，不仅仅是为了遮蔽阶层鸿沟，而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的反映。
而到了这个预备转正渠道被凝滞的时代，文化工业发现再给人不切实际的幻想将威胁日益固化的结构，于是开始向古代世界寻找智慧，门当户对重新成为中产阶层的恋爱共识，在朋友圈被大言不惭地宣扬。为了不显得那么赤裸，会加上定语“精神上的”或者改用“势均力敌”这样隐晦的说法，但并不能改变其本质。
它仍会扭扭捏捏地说金钱买不到爱情，但中产主导的影视作品中被人推崇的容貌、打扮、教养、气质、视野，本质上仍是阶层生活方式的衍生品。爱情被置换为消费，消费能力依靠的是阶层，以“斩男色”命名的口红经济开始席卷朋友圈就是一个例证。
富足而善良的中产阶层蜷缩在美丽新世界中，当消费不能餍足他们的精神，现代迷信，牛鬼蛇神，比如已传为笑谈的朝阳仁波切，开始粉墨登场。
尼采在百年前就厌弃这些软弱、庸碌的“最后之人”，然而他们何以成为一个社会的生活理想？
如我的同学所言，只占据人口百分之十几的中产阶层和预备中产阶层掌控了传媒和知识。借由文化工业的布道，他们的生活方式成了现代生活的样板，旅行、美食、摄影、咖啡厅、马拉松……
传媒桎梏了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也让“根本无法成为中产的人盲目追求‘更高’阶层的生活。
同时，占据人口多数的工农在传媒中被边缘化被放逐，他们只能以快手里的底层、凋敝的农村、赤贫的下岗工人等面目返场，满足中产阶层的仪式性同情，还有暗自庆幸。
传媒对大都市以外生活状态的呈现成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它引导预备精英涌入单一选择，这不仅是经济上的诱引，更重要的是精神世界的殖民，关于大都市平台、机遇、人脉、眼界、生活方式的神话被建立，小城小镇乡村生活成了落后封闭的符号，回不去的精英身后是荒颓的故乡。
一部关于回乡创业或基层选调的青春片，并不能获得文化工业资本和传播技术的加持，因为它不符合市场和消费的逻辑，只能依靠政府吭哧吭哧投入行政经费，生产一些备受中产阶层嘲讽的土鳖产品。
今天的文化工业里只有一种理想青春，那是何以笙箫默里的青春，主角连名字都比你更具诗情。当现实社会的愤懑和冲突日渐凸显，影视作品和朋友圈却雾涣风月了阶层。
四、马克思和韦伯的对抗
最后，让我们先回到马克思和韦伯的经典教导中。
马克思是根据生产资料所有制划分阶级的，那里没有中产阶级，只有小资产阶级，指的是拥有少量生产资料，不事剥削也不被人剥削的知识分子、小商人、小手工业者等。
拥有房产的中产本是小资，可能也背负着房贷，但一线城市的房价暴涨是以榨取全国范围内的人才、资本和资源为基础的，房产增值是一种剥削。
985、211毕业生穿梭在城市写字楼，错觉自己有别于在田间工厂劳作的父辈，有别于富士康写下“眼睁睁看着它在你怀里/被日夜打磨，冲压，抛光”的同辈。
阶级理论所要处理的是人在经济秩序中所处的位置，韦伯并不认同经济决定论，他用“地位”置换了马克思的“阶级”，认为真正划分社会群体的不是所有制，而是共同的生活风格和社会声望。
文化工业编织了一张以消费群体为对象的传媒网络，勾勒出以中产阶层的、大都会的、受教育人群的标准生活方式，驯服了站在阶层流动管道口上的985、211学生，同时又将消费力羸弱的工农区隔在外，划定了文化圈的界线。
于是，中产阶层和预备中产阶层共享了一套文化及生活方式，在舆论场上共享价值观和话语权，拥有相似的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
然后，我们能够看到中产阶层和预备中产阶层奇特的关系，他们在马克思意义上是分裂的，而在韦伯意义上又是一体的。这种悖谬的关系如梦魇般缠绕着这对群体，他们在朋友圈呈现了同样的旅行、美食和自拍，在现实的经济秩序和社会政策中采取了不同的立场。
他们面对彼此时产生隐然的对抗，感到隔膜，而面对权贵和大资本能够凝聚同样的愤怒（丁莹北苑车祸），面对底层形成相同的悲悯（《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
但遗憾的是，传媒议程以中产阶层和预备中产阶层为主体来设置视角，公共领域中的议题大都是喧嚷而空虚、热闹而健忘的，中产阶层的保守，预备中产阶层的牢骚，都难以形成社会行动力乃至改造社会的力量。
一部分预备中产阶层另辟蹊径，通过后现代、亚文化的方式去抵抗，然而今天主流的政治结构，仍然是哈贝马斯的世界，而非福柯的世界。一些亚文化似乎能够形成了与主流叙事软对抗的历史架构。
但最后发现，这种后现代的反抗，大多数时候不过是知识圈热衷的意义建构，并没有真实的社会效能。其实，预备中产阶层对房价和户口的愤怒也是一样的。
那么最后，我们该如何描述中产和预备中产这对关系呢？用李敖在《北京法源寺》里的话作结吧：
“你同她好像是一块硬币，两人各占一面，她朝天的时候你就朝地、她朝上的时候你就朝下、她走运的时候你就倒霉，你生来就和她完全相反，但又被命运硬铸在一起，难解难分。
如果同铸在一块硬币上的比喻恰当，那么，你和她正好一体两面，代表了你们那时代，如果没有了她那一面，这块硬币，也不能在市面上当一块钱用了。
不错，虽然在市面上这块钱不能用了，但它变成了变体，在博物院和古董店里反倒更有价值。但那种价值只有博物院古董店的价值、是历史的价值，不是现实的价值、实用的价值。”
——李敖《北京法源寺》